上世纪，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珍贵的青铜器文物，其中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重达832.84公斤的司母戊鼎（现称后母戊鼎）、音律精妙的曾侯乙编钟等。然而长期以来，这些青铜器的铜料来源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不少中外学者提出了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的观点。更有甚者，某些西方学者武断地宣称：如果中国本土不产铜矿，那么这些青铜器必然是舶来品，认为商周时期那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青铜器都是在境外制造后运抵中国的。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试想，中国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如此庞大，若真要从域外运输，需要怎样的运输路线和运力？更何况，要支撑商周时期如此规模的青铜器生产，必然需要配套的大型冶炼和制造基地，这些在域外又位于何处？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断言中国青铜文化西来，本质上是对中国文明的偏见，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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